五代后晋天福年间，一部承载大唐盛衰记忆的巨著《旧唐书》于纷乱时局中编成。此书虽署名刘昫监修，实为赵莹、张昭远、贾纬等史官呕心沥血的集体结晶。其中，《元行冲传》作为卷一百二中的名篇，不仅勾勒了这位唐代儒宗的生命轨迹，更映照出后晋史家们对唐代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与精妙剪裁。透过这看似平实的传记文字，一群身处王朝更迭之际的史官，如何借元行冲之笔书写时代价值，成为我们解读文本的关键。
史官群体之构成
《旧唐书》的编纂非一人之功。后晋高祖石敬瑭命赵莹主持，赵莹旋即组织张昭远、贾纬、郑受益、李为光等硕学通儒共襄盛举。虽成书时宰相刘昫领衔奏上而获署名权，但实际执笔者乃此群体。他们多由五代十国动荡中走来，既承接了唐末遗存的丰富史料，又怀揣着对盛世文明的追忆与反思。这种特殊的身份与使命，促使他们在选择史料、塑造人物时，天然地注重那些维系文化命脉的学者型官员。
元行冲的入选与书写方式，正是此群体史学观念的投射。面对浩繁的唐代史料，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元行冲作为经学大家、文献整理重臣的独特价值。其主持编撰《群书四录》这一唐代空前目录学巨著的功绩，在传中被详尽载录，连其反对章句之学、倡导通儒之学的言论亦被原文征引（如“章句之徒，曾不是思”之语）。这种对学术贡献的浓墨重彩，远超对其仕途起伏的记述，清晰地表明了后晋史家对文化传承者的推崇。
史料甄别之精审
《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主要为唐代国史、实录及档案文书。后晋史官在编纂《元行冲传》时，展现了严谨的史料处理态度。他们并非简单誊抄，而是进行了精心的甄别与编排。
传记核心内容，如元行冲反对明经科拘泥章句的著名奏议、主持编修《群书四录》的经历、对《孝经》注疏的学术观点等，皆能在唐代文献中找到依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亦常参酌《旧唐书》相关记载。史官们对存疑史料保持审慎。例如关于元行冲与褚无量在丽正殿校书时因意见不合而“忿争”的传闻，《旧唐书》仅以“颇为时论所讥”一笔带过，未采纳更富戏剧性的细节描写，体现了对人物评价的客观追求。现代学者黄永年指出，《旧唐书》列传部分较好地保存了唐代原始史料的风貌，尤其对学者型官员的记载具有较高可信度。
价值取向之映照
后晋史官对元行冲形象的塑造，深刻融入了他们自身的时代关切。身处礼崩乐坏的五代乱世，他们对唐代统一强盛、文教昌明的追忆，必然投射到传记书写中。
元行冲被塑造成一位博学、敢言、务实的儒家学者典范。其痛斥章句之学“乖先圣微旨”、阻碍“通儒”培养的言论被大段引用，这无疑暗含了对五代时教育僵化、文化凋敝现状的委婉批评。他主持整理国家藏书、编撰大型目录的功绩被着重强调，则寄托了史官们对重建文化秩序的深切期望。正如学者谢保成所言，《旧唐书》列传蕴含着编撰者“以史为鉴，匡正时弊”的潜在动机，元行冲作为经学***和文献整理者，其形象承载了乱世中对文化正统与学术传承的坚守理想。
史学地位之衡定
《元行冲传》在《旧唐书》中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其与后世史著的对比中。北宋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虽整体更为简练，但在《元行冲传》的书写上，却大量承袭了《旧唐书》的原文和核心事迹，尤其关于学术贡献的部分几乎全盘接纳，足见后晋史官记述的权威性得到后世史家高度认可。
更重要的是，《旧唐书·元行冲传》因其详实保存了唐代学术史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后世研究唐代经学发展、目录学成就乃至教育制度不可或缺的基石。其忠实记录元行冲学术观点与事业成就的笔法，为今人理解唐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及其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原始窗口。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肯定《旧唐书》保存唐代史料丰富详赡的优点，《元行冲传》正是这一优点的杰出代表。
《旧唐书·元行冲传》的价值，远超个体生平之记录。它是后晋史官群体在乱世烽烟中，以史笔为舟楫，奋力打捞并重塑唐代文化精神的卓越见证。他们凭借对史料的精审甄别、对学术传承的深切关注，成功勾勒出元行冲作为通儒的立体形象，并借此寄托了对文化秩序重建的深切期盼。此传不仅为唐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其编纂过程中体现的史料处理方法与价值取向，更为理解五代史家的史学观念与时代关怀提供了珍贵样本。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比勘《旧唐书》不同列传的书写差异，探究编纂者群体内部的学术倾向与分工协作，从而更立体地还原这部唐史巨著的诞生历程及其不朽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