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煌煌巨著，由秦相吕不韦集门下三千宾客之力编撰而成，意图"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为即将一统天下的秦国提供治国蓝图。这便是《吕氏春秋》，其宏大的规模与精心的结构，首先便体现在一个看似基础的问题上：这部先秦子书，究竟有多少卷？
文献记载与考古佐证
关于《吕氏春秋》的卷数，最权威的早期记载当属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司马迁虽未精确点明卷数，但其描述的“八览、六论、十二纪”结构，成为后世认定其为二十六卷的核心依据。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其《叙》中直接指出：“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号曰《吕氏春秋》。凡十二纪、八览、六论，纪治乱存亡也，览人事变化也，论学术之分也……总二十六卷。”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经法》等黄老文献，其思想内容与编排体例与《吕氏春秋》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虽非直接对应，但为理解战国末期至汉初此类大型综合性文献的编纂方式和结构规模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照，间接佐证了《吕氏春秋》宏篇巨制的可能性及其分卷的合理性。
结构划分与内容布局
“十二纪”构成《吕氏春秋》的第一个重要板块，占据十二卷篇幅。其结构极具匠心，以春、夏、秋、冬四季为纲，每季又细分为孟、仲、季三个月，每月之下对应一篇纪文。其内容并非简单记录时令物候，而是将阴阳五行学说、自然节律与人间政令、社会紧密结合，构建了一个“天人相应”的宇宙图式和施政纲领。如《孟春纪》论养生和本生，《仲夏纪》谈音乐与教化，体现了依据自然规律安排人事活动的系统思想。
“八览”紧随其后，共计八卷，包括《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览者，观览也。这部分内容更为庞杂，广泛涉及识人用人、治国方略、历史经验、道德、逻辑思辨等多个方面，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实用性，可视为对“十二纪”所构建的宏大理论框架的具体应用和深化阐述。
最后的“六论”占六卷，分别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其内容侧重于理论思辨和具体事理的辨析，涉及名实关系、行为准则、士人修养、逻辑推理等更深层次的哲学和政治问题，理论色彩相对浓厚，是对前两部分内容的补充和理论升华。
历史传承与争议辨析
尽管“二十六卷”之说自《史记》、高诱注以来成为主流定论，并得到《汉书·艺文志》等历代重要目录学著作的确认（《汉志》著录为“《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篇”在此语境下即相当于“卷”），但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也并非全无异议。极少数版本或学者曾因传抄、分合等问题提出过卷数差异的零星看法。
这些差异大多源于后世刊刻或重新编订时对个别篇章的分合处理不同，或对“卷”与“篇”概念理解的细微偏差，属于技术性层面。从核心内容、原始结构框架和历代主流著录来看，“二十六卷”的划分是清晰、稳固且被广泛接受的。现代学者如徐复观、王利器、陈奇猷等在深入研究校释后，均明确支持此说，并详析其结构安排的逻辑性与合理性。
文化价值与思想体系
《吕氏春秋》的二十六卷并非简单的数字叠加，其结构本身蕴含着深邃的思想意图。它将当时流行的诸子百家学说——儒家的仁义礼信、道家的无为自然、法家的循名责实、墨家的尚贤兼爱、阴阳家的五行灾异、兵家的权谋机变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整合与熔铸，试图构建一个包容百家的、为大一统帝国服务的综合性思想体系。冯友兰先生誉其为“先秦哲学之殿军”，正因其体现了对诸子思想的总结性努力。
这部巨著虽以“春秋”为名，却非史书，而是以史实为据的政治哲学著作。其二十六卷的宏大篇幅，为容纳“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书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科学技术知识和哲学思想，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寓言，以及关于农业技术、天文历法、音乐理论等方面的记载，是研究先秦社会、思想、文化、科技的百科全书式宝库，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卷帙之数，思想之光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的规模，是其作为“杂家”代表作力求“兼儒墨，合名法”的雄心体现。其结构——十二纪、八览、六论——不仅是形式上的划分，更是内容逻辑与思想体系的内在要求。从《史记》的记载到高诱的确认，再到现古的旁证与历代学者的研究，二十六卷的主流定论坚实可靠。这部巨著的价值，远超卷数本身，在于其首次大规模融合百家学说的尝试，在于其保存的丰富先秦史料，在于其构建的宏大宇宙图式与治国理念。它为秦统一提供了理论准备，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发展。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挖掘各卷之间、各篇目之间的逻辑关联与思想脉络，利用数字人文技术进行更精细的文本分析与思想图谱构建；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东西方早期帝国构建思想比较视野中，或能揭示其独特的世界意义。卷数之谜的解答，最终指向的是一部跨越时空的思想宝典的永恒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