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旧秩序的实质，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导、以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核心特征、以维护少数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全球治理体系。它形成于殖民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后，并在冷战期间进一步固化。其核心特征和实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层面：
1. 权力结构的非均衡性与霸权主导：
西方中心主义： 欧洲列强（后加入美国）凭借其率先实现的工业化、军事优势和殖民扩张，确立了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
美国霸权： 二战后，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综合国力（经济、军事、科技、金融），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主导者（“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通过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如北约）、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安理会、IMF、世界银行、WTO前身GATT）和美元霸权，美国成为旧秩序的核心支柱。
等级制： 秩序内部存在明显的权力等级，发达国家（尤其是G7国家）处于决策核心，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
2. 规则体系的非公正性与双重标准：
规则由强者制定： 现行的国际规则、法律（如海洋法）、经济贸易规则（如WTO规则）、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后续）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往往优先反映其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
强权即公理： 规则经常被强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战略需要进行选择性适用、规避甚至践踏。干涉内政、发动战争、实施单边制裁等行为常以“民主”、“人权”、“反恐”等名义进行，体现了强权政治的实质。国际法对大国约束力有限。
双重标准盛行： 对盟友和对手、对自己和他人，在遵守规则、执行标准方面常常采用截然不同的尺度。
3. 经济体系的剥削性与不平等性：
中心-外围结构： 旧秩序下的全球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中心（发达国家）-外围（发展中国家）结构。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金融资本、国际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维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优势，甚至进行剥削（如历史上的殖民掠夺、不平等的贸易条件、资源掠夺、债务陷阱）。
不公正的全球分工： 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研发、设计、品牌、金融），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低端制造，导致发展鸿沟难以弥合。
金融霸权：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赋予了美国巨大的金融特权（如收取“铸币税”、转嫁危机），使其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全球经济。
4. 治理体系的代表性不足与民主赤字：
代表性不足： 主要国际机构和决策机制（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否决权、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配）未能充分反映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上升的现实。它们的利益和诉求得不到充分体现。
民主赤字： 全球治理体系缺乏真正的民主性。大国主导、小国和弱国缺乏实质性的决策参与权，全球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少数国家决定。
5. 价值观念的单一性与文化霸权：
西方价值观普世化： 西方（尤其英美）的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价值观念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并通过政治压力、文化输出、媒体传播等方式向全球推广，试图消解其他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和治理模式。
文化： 西方文化产品、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挤压了其他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国际旧秩序的实质是：
权力结构上： 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等级制体系。
规则体系上： 由强国制定、服务于强国利益、常被强权扭曲的规则体系。
经济基础上： 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维持对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地位和潜在剥削的经济秩序。
治理机制上： 代表性不足、民主赤字严重的治理体系。
价值观念上： 西方文化霸权推动下的价值单一化倾向。
这种秩序在历史上曾带来相对的稳定（尤其对西方而言），但其内在的不公正、不平等、不民主的本质，以及其无法适应21世纪世界多极化、全球问题复杂化等新现实，正是其被称为“旧秩序”并面临诸多挑战和变革压力的根源。中国等新兴力量推动的“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努力，正是针对这一旧秩序实质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