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蒸汽机的轰鸣声初响于英伦大地，一部巨著悄然诞生，为理解人类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框架。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横空出世，其五卷内容犹如五根坚实的支柱，共同撑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宏伟大厦的穹顶。第一卷剖析财富的微观源泉——劳动分工；第二卷聚焦驱动增长的核心引擎——资本积累；第三卷追溯历史轨迹，揭示财富演变的规律；第四卷以批判之眼审视过往学说，为自由市场正名；第五卷则理性勾勒在繁荣中的应然角色。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仅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石，其深邃洞见穿越近三个世纪，仍在不断叩击着关于国家繁荣本质的终极命题。
劳动分工与价值源泉
斯密开篇即以震撼的制针厂案例，揭示了劳动分工对生产力的革命性提升。他认为分工源于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天然倾向，通过专业化使工人技能精进、节省转换时间、并促进机械发明，从而“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得以实现。分工的深度受限于市场范围，这为理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关键视角。
分工理论自然引出了价值问题。斯密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并深入探讨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与构成。他提出，在“原始社会”，商品交换价值由耗费的劳动量决定；而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的社会，商品价值则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他洞察到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包含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率）波动的机制，初步描绘了供求关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引导资源配置。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言，斯密的价值论虽非完美统一，但其对生产成本与市场力量的结合分析，为后世经济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矿藏。
资本积累与国家财富
斯密在第二卷将视野投向财富增长的宏观动力——资本。他清晰区分了资财的类别：用于直接消费的“消费资料”和能带来收入的“资本”。资本进一步分为“固定资本”（如机器、建筑）和“流动资本”（如货币、待售货物）。他深刻指出，国民财富的增长源泉在于将年产物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性资本，即“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而非增加非生产性劳动（如家仆、君主官吏）。
资本积累的核心在于节俭与储蓄。斯密强调“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因为勤劳创造了产出，但若无节俭将其储蓄并转化为资本，则无法实现扩大再生产。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将货币积累等同于财富积累的错误观念，指出货币只是“流通的大轮毂”，真正重要的是实际的生产能力。凯恩斯虽在短期分析上挑战了“萨伊定律”的简单版本，但斯密对资本积累作为长期增长引擎的强调，仍是经济增长理论公认的基石。
经济发展历史脉络
不同于前两卷的理论构建，第三卷展现了斯密宏阔的历史视野。他提出了一个四阶段演进模型：、游牧、农耕和商业社会，深刻揭示了不同经济形态下财产权、法律制度和形式的演变逻辑。在斯密看来，商业社会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人类追求自身利益与改善生活条件的“自然顺序”。
斯密敏锐指出欧洲实际发展轨迹对“自然顺序”的偏离。他分析了罗马帝国崩溃后，财富与权力如何先集中于拥有土地的大领主，城市如何因贸易自由而率先繁荣，以及乡村农业又如何因制度限制（如长子继承制、限定继承权）和商业资本注入城市而非土地改良而相对滞后。这一历史分析不仅是对经济发展路径的梳理，更是对其自由市场主张的有力支撑——人为干预（如重商政策、封建制度）会扭曲资源流动，阻碍财富的“自然”增长。道格拉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后来继承并深化了斯密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洞见。
重商批判与自由主张
第四卷是斯密火力全开的批判阵地，主要矛头直指当时主导欧洲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体系。他系统驳斥了重商主义的核心信条——财富即金银，贸易顺差即国家繁荣之源。斯密犀利地指出，对金银输出的禁令和贸易顺差的追求是徒劳且有害的，如同“每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一样，国家也需进口本国生产成本高的商品，出口本国有优势的商品，才能实现真正的富足。
斯密详细剖析了重商主义的具体政策工具及其恶果：限制进口的关税和禁令扭曲资源配置，保护了低效产业；出口奖励和退税则耗费国库，补贴了本无需补贴的产业；殖民地垄断贸易（如英国的《航海条例》）牺牲了母国消费者利益，滋养了垄断特权集团，最终引发了高昂的帝国治理成本与冲突（如美洲殖民地的反抗）。他同样批评了法国重农学派将土地视为唯一财富源泉的偏颇。斯密通过批判确立了自己的核心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他认为在“自然自由”体系下，个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即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思想成为经济自由主义最著名的宣言。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现代自由市场倡导者视斯密为其最重要的思想源头。
职能与公共财政
在确立了市场机制的核心地位后，斯密在第五卷理性界定了在“自然自由体系”中的必要角色。他提出的三大核心职责：第一，保护社会免受外敌入侵（国防）；第二，设立公正司法机构保护个人权利免受他人侵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如道路、桥梁、运河、教育机构），这些是私人无力或不愿承担的。
在公共财政方面，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公平（按能力比例纳税）、确定（税额时间方式明确）、便利（纳税时间方式便利）和经济（征收成本最低）。他分析了各种税源（地租、利润、工资）的优劣，并对公债问题表达了深切忧虑，认为巨额公债是“有害的”，会挤占生产性资本。斯密特别强调运作的效率问题，批评君主对公帑的挥霍和公职人员的“怠惰”，指出商业社会中的比封建更需节俭。现代公共选择学派（如布坎南）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斯密对行为动机与效率的审慎分析。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五卷构筑了一套关于国民财富增长的系统性理论。从微观的分工效率与价值形成，到宏观的资本积累引擎；从历史演进的深邃洞察，到对旧有经济思想的犀利批判与自由市场理论的确立；再到职能与公共财政的理性边界——五卷内容环环相扣，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国家的富裕源于个体在法治保障下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以及由此激发的生产性劳动、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换。
这部著作不仅塑造了经济学学科，其关于市场效率、职能、制度环境与长期增长的洞见，至今仍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评估政策干预效果、思考数字技术对分工形态的变革（如全球价值链、零工经济）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思想坐标。在技术变革加速、全球竞争格局重塑的今天，重读《国富论》，深入挖掘其五卷思想宝库中关于创新激励、人力资本投资（斯密重视教育）、法治基础与有限有效的论述，对于探索可持续繁荣之路，具有超越时代的启示意义。斯密密码的核心，或许正在于对人性规律与经济秩序间深刻联系的永恒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