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构建了产品质量监管与责任分配的基础框架。该法历经1993年制定及 20 00年、2009年、2018年三次修正，其核心宗旨在于“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中，“产品”的法定定义（第二条）成为责任划定的逻辑起点：“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定义看似简洁，实则蕴含多重法律特征，直接影响生产者义务、消费者权利及监管范围，成为司法实践与学术研究的焦点。
一、法定范畴：加工性与流通性双重限定
产品的法律边界首先由“加工制作”和“用于销售”两大要件锁定。根据第二条，天然矿产、未加工农产品（如原煤、渔获物）被明确排除，因其未经历人为改造过程。例如，农民自产自销的蔬菜不适用本法，但若经工厂清洗包装并标注品牌上市，则转化为“产品”。
建设工程的排除与例外进一步体现立法精细化。建筑物、桥梁等不动产本身不适用本法，但构成其组成部分的预制构件、钢筋、电梯等工业制成品，因独立具备“加工+销售”属性，仍受《产品质量法》约束。例如，商品房整体不适用，但开发商使用的劣质门窗导致业主受伤时，生产者需承担产品责任。
二、缺陷认定：不合理危险与标准不符的二元标准
产品缺陷的认定采用“不合理危险”与“强制性标准不符”的双轨制（第四十六条）。前者是普适性原则，指产品存在超出消费者合理预期的危险，如电暖器设计缺陷导致漏电；后者是技术性补充，若国标/行标已规定安全参数（如儿童玩具的甲醛含量），不符合即推定缺陷。
双重标准在司法中常引发冲突。例如，某电器符合安全标准但仍因电路设计引发火灾，***需综合“消费者合理期待”与“行业技术可行性”判定责任。2023年《产品质量法（征求意见稿）》研讨中，学者建议以“不合理危险”为优先标准，避免企业以合规逃避实质安全责任。
三、标识义务：信息完整性与警示充分性
产品标识是生产者传递安全信息的法定渠道。第二十七条要求必须包含：合格证明、中文厂名厂址、成分含量、安全使用期及警示说明。例如，药品未标注“不可与酒精同服”导致不良反应，即属警示缺陷。
特殊产品的标识要求更为严格。第二十八条要求危险品（如易燃涂料）包装注明储运注意事项，并加贴警示标志。实务中，跨境电商产品常因外文标识缺失被认定为不合格，2023年修订研讨提出“跨境产品中文标签强制义务”，以平衡贸易便利与消费者保护。
四、责任主体：生产者主导与销售者连带
生产者承担首要质量责任，销售者履行验收把关义务。第二十六条明确生产者需确保产品不存在设计、制造缺陷；第三十三条要求销售者建立进货检查制度，防止失效变质产品流入市场。若销售者未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如采购三无手机充电器），需与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
责任链条延伸至认证机构等第三方。第二十一条规定认证机构需对获证产品跟踪检查，若明知企业滥用认证标志仍不撤销，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此规定旨在遏制“认证寻租”，强化社会共治。
五、立法趋势：动态扩展与数字适配性挑战
产品定义面临技术迭代与新型消费的冲击。二手商品、数字产品（如软件系统故障致医疗设备失控）是否属于“产品”尚无定论。2023年修法研讨会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周友军教授提出“用‘物品’替代‘产品’以涵盖新兴形态”，但反对者认为可能模糊责任边界。
监管逻辑亦需从公法干预转向私法自治。学者张振杰指出，现行法过度依赖行政抽查（第十五条），未来应强化消费者集体诉讼、惩罚性赔偿等私力救济。如《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七条的惩罚性赔偿已高于《产品质量法》，两法衔接亟待完善。
安全与创新的平衡之道
《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定义，通过加工性、流通性、安全性和责任连带性构建了闭环治理体系。其核心价值在于平衡市场效率与人身财产安全：一方面，排除天然产物和建设工程避免监管泛化；以缺陷二元标准、标识强制要求筑牢保护底线。
当前修订需回应三大命题：一是扩展产品范畴，将智能硬件、二手翻新产品纳入监管；二是协调法律冲突，如《民法典》惩罚性赔偿与本法适用顺位；三是重构监管工具，从抽查为主转向“标准自律+社会监督+消费者诉讼”多元共治。唯有在安全底线之上为技术创新留足空间，产品质量法治方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