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韩国的语言承载着朝鲜半岛数千年的文明印记，其演变历程不仅是文字符号的更迭，更是民族意识、文化交流与政治变迁的缩影。从原始部族的简单音节到融合汉字与本土语音的复杂体系，从口耳相传的诗歌到《训民正音》的科学文字，每一阶段的突破都折射出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这片土地上的语言，既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权力博弈的见证者，其复杂性远超现代韩语的表象。
一、起源争议与早期文字
关于古代韩国语言的起源，学界存在阿尔泰语系说与孤立语言说的长期争论。朝鲜半岛早期居民的语言痕迹可追溯至青铜时代，考古发现的契经木简显示，三韩部落已形成独特语音系统。中国《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大王国的语言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句丽语与扶余语系相近，而新罗语更接近弁韩方言。值得注意的是，6世纪前半岛北部的高句丽碑文中已出现主宾动语序特征，这成为后世韩语语法结构的雏形。
在文字载体方面，公元前后汉字随汉文化传入，但表意文字与黏着语的语法矛盾催生了特殊标记法。如新罗时代的“乡札”采用汉字音义分离原则，用“水”字直接表意韩语“물”（水），而“古”字仅借用发音标记“고”。更系统的“吏读”体系则在7世纪成熟，通过汉字排列重组实现韩语句法表达，庆州壬申誓记石（552年）的“作始”倒序即为典型例证。这种“借壳生蛋”的文字实践，为15世纪谚文诞生埋下伏笔。
二、训民正音的语言革命
1446年《训民正音》的颁布，堪称东亚文字史上最富创造力的突破。世宗大王主导的学者团队深入分析发音生理，元音设计取法天地人三才：“ㆍ”象天圆，“ㅡ”法地平，“ㅣ”拟人直立。辅音造型更体现语音学智慧，如“ㄴ”模拟舌尖抵上颚形态，“ㄷ”在其上加横线表示更强气流。这种形音对应的设计，使文盲仅需数日即可掌握书写，彻底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
文字改革引发深远文化转向。早期谚文（时称“谚文”）与汉字并行期间，出现了《月印千江之曲》等融合两种文字的作品。16世纪后，韩文小说《洪吉童传》标志着本土文学崛起，而《训民正音解例本》的声韵理论更早于西方语音学体系。值得玩味的是，朝鲜士大夫阶层长期抵触谚文，李珥在《击蒙要诀》中仍坚持“汉字即文明”，这种精英与民众的文字割裂直至20世纪才彻底消解。
三、语言接触与词汇层积
古代韩语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强大的吸收能力。三国时期借入的汉字词占比达60%，如“国家”（국가）、“文学”（문학）等核心概念皆源于此，但发音遵循“东音”体系，与中古汉语差异显著。高丽王朝时期，佛教典籍翻译催生“般若”“涅槃”等梵语借词，而《老乞大》等汉语教材则反映蒙元统治带来的阿尔泰语影响。
这种混合特征在近代遭遇新挑战。19世纪末开港后，日语“新闻”（신문）、“汽车”（기차）等词汇大规模涌入，而《独立新闻》创刊号（1896年）已出现“民主主义”（민주주의）等音译英语词。值得关注的是，汉字词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重构，如“电话”原译“전화”（传话），后受日语“電話”影响改作同形异音词，折射出殖民时期的语言博弈。
四、方言分化与统一张力
半岛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方言图谱。高句丽故地的平安道方言保留大量中世韩语特征，如将“아우”（弟弟）读作“누”，而济州方言甚至存在三套否定词系统，被语言学家称为“古语活化石”。这种差异在文学作品中亦有体现，《春香传》全罗道版本大量使用“~시더라”终结词尾，与京畿道版本形成鲜明对比。
政治分裂加剧语言变异。朝鲜半岛分治后，南北以38度线为界形成不同规范：韩国1968年颁布《外来语标记法》引入美式拼写，而朝鲜1954年推行“文化语”净化汉语借词，如将“电视机”改为“라디오뷰”（radiobyu）。近年研究发现，脱北者面临34%日常用语差异，如韩国“手机”（핸드폰）对应朝鲜“손전화”（手电话），这种分化促使2005年启动《民族语大辞典》编撰工程。
古代韩国语言的发展轨迹，本质上是文明碰撞与身份建构的双重叙事。从借字表音的权宜之计到自主文字的文化宣言，从汉语词汇的深度渗透到全球化时代的语码混合，每一次转型都映射着权力关系的重构。当前研究仍需突破两大困境：一是高句丽语等消亡语言的谱系定位，需借助计算语言学重建语音模型；二是方言保护与标准语推广的平衡，济州语被联合国列为濒危语言即是警示。未来研究可结合基因考古学与语料库技术，在更广阔时空维度解析语言演变的动力学机制，正如琴知雅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揭示的——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明基因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