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下“今存其本不忍废”时，他道出的不仅是对珍贵文献的珍视，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自觉。这寥寥数字，凝结着古人对文本原貌近乎神圣的敬畏——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即使面对讹误或艰涩，也力求保存其本来面目而非轻言废弃。这一理念穿越千年，在当今的古籍翻译领域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成为处理文化精粹时不可或缺的准则。它提醒我们，在语言转换的复杂过程中，对源文本的尊重与守护是传递文明火种的根本。
历史渊源
“今存其本不忍废”虽非专为翻译而设，却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文本处理哲学。它植根于古代学者对典籍近乎的守护精神。在雕版印刷术普及前，文献流传依赖手抄，讹误难免。即使面对疑似错漏的文本，学者们亦常采取“存疑”态度，在注释中标注异同，而非擅自改动原文，如汉代郑玄注经、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皆体现了这种“存其旧文”的审慎。
这种对“本”的敬畏，自然延伸至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面对梵文原典，译经***如鸠摩罗什、玄奘，虽倡导“依实出华”，力求译文通达，但核心教义与关键名相，则坚持音译或严格直译，如“般若”、“涅槃”等，最大程度保留原典精髓，避免因过度归化导致的文化失真。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此现象精辟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这正是对“存本”精神在翻译中至高追求的深刻呼应。
理论意蕴
从当代翻译理论审视，“存其本不忍废”与“异化”翻译策略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异化”理论，主张翻译应刻意保留原文的异质性，让读者感受到文本的“他者性”，而非将其完全同化于目标语文化。这与“存本”所强调的对原文形式与内容的尊重、对文化独特性的守护一脉相承。
“存本”更是对译者主体性的一种必要约束。它要求译者在发挥能动性、跨越语言障碍的时刻警惕过度“归化”的风险。正如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所言，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而“存本”意识正是这副镣铐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促使译者不断反思：译文是否在流畅可读的表象下，悄然消解了原文的文化基因与独特韵味？这种警惕是防止文化在翻译中被“过滤”乃至“殖民”的关键防线。
实践价值
在具体的古籍翻译操作中，“存其本不忍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指导原则。名物制度的处理是首要挑战。对于蕴含独特文化内涵的器物、典章、礼仪等词汇，简单意译往往导致信息流失。例如《论语》中“觚不觚”的“觚”，理雅各（James Legge）译为“tribute cup”，虽指明其为礼器，却未能传达其形制与礼制深意；而刘殿爵（D.C. Lau）选择音译“gu”并加注释，更贴近“存本”精神，为读者保留了探索文化深意的空间。
核心哲学概念的传译更需慎之又慎。如《道德经》之“道”，是译为“Way”（道路）、“Reason”（理性）还是保持音译“Dao”？后者虽初显陌生，却能避免用西方哲学概念简单比附，为“道”在目标语文化中获得独立、丰富的阐释保留可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在翻译敦煌变文时，亦大量采用直译加注方式，保存原文的鲜活口语特色与佛教文化意象，正是“存本”原则的成功实践。
当代挑战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存其本不忍废”的理念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文化快餐化趋势使得读者往往追求即时、轻松的阅读体验，对需要“费力”理解异质文化的译文接受度降低。出版社出于市场考量，可能倾向于出版过度归化、牺牲原文文化深度的译本。如何在可读性与保真度间寻找平衡，成为当代译者的严峻考验。
技术革新尤其人工智能翻译的崛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AI能高效处理海量文本，为古籍数据库建设提供支持；其基于概率生成的译文，在文化意象传递、微妙情感把握、独特文体风格再现等方面存在天然局限。若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人文判断，极易导致古籍翻译滑向“可读却失真”的浅薄境地。“存本”意识犹如中流砥柱，提醒我们技术永远应是辅助，对文化精髓的理解与敬畏之心才是翻译的灵魂。王宁教授强调，在数字人文时代，更需“坚守人文精神的内核”，警惕技术对文化深度的消解。
“今存其本不忍废”这古老的智慧箴言，在古籍翻译领域历久弥新。它超越了简单的直译意译之争，成为一种深沉的文化：对文本原初生命力的敬畏，对异质文化独特性的守护。在翻译实践中践行此道，意味着在语言转换中守护文化基因的完整，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传递文明的火种而非残片。
在信息奔涌而文化焦虑弥漫的当下，这份“不忍废”的守护更显珍贵。它要求译者以学者般的严谨辨析文字骨血，以艺术家般的敏锐捕捉文化气韵，更以守护者的传递文明薪火。未来研究可深入探索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如多模态注释、语义关联网络）在不损“本真”的前提下提升古籍译本的接受度与表现力，使“存本”智慧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这不仅关乎语言的转码，更是一场文明血脉的延续之旅。
